丝绸之路概念，丝绸之路概念龙头股
丝绸之路概念，丝绸之路概念龙头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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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历史文献对历来同中亚、南亚、西亚和非洲许多国家的陆路交通线路始终不曾概括出一个专用名称，而19世纪以来的许多学者都想弥补这一缺失。1877年，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vonRichthofen，1833-1905）在其《李希霍芬旅行中国日记》一书中，把“从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间，中国与河中地区以及中国与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路线”称为“丝绸之路”（SilkRoad）。其后，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A.Herrmann）在其名篇《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文中主张，将“丝绸之路”的西端延伸到地中海沿岸和小亚细亚。赫尔曼的观点立刻得到西方一些汉学家的支持，从而逐渐被学术界接受。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西方探险家在新疆、甘肃等地进行考察并发现了古代中国与亚、非、欧交往的许多遗物，并在相关的著作中广泛使用“丝绸之路”这个名称，还把古代中原与西方以丝绸贸易为代表的文化交流所能达到的地区都包括在丝绸之路的范围之内，不仅使“丝绸之路”的概念更加深入人心，也进一步扩大其空间、时间和承载物内涵。这样，“丝绸之路”就成为从中国出发，横贯亚洲，进而连接非洲、欧洲的陆路大动脉的总称。此后相继出现了“丝绸之路”的绿洲道、沙漠道、草原道、吐蕃道、海上道等提法，“丝绸之路”的内涵被进一步扩大。同时，随着中西关系史研究的深入，“丝绸之路”也开始被人们看作是东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桥梁。于是，“丝绸之路”几乎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代名词。
张骞出使与西汉对丝路的开拓
两汉时期是丝绸之路的开拓时期。自西汉张骞“凿空”西域后，两汉政府对丝绸之路的开拓与经营都不遗余力，这不仅仅是因为商业原因，也不仅仅是为了炫耀国威，更与此时期两汉政府抵御匈奴入侵这一政治兼军事目的密切相关。西汉时期张骞通西域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中西交流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并对后来东西方文明的发展有着深远意义。
西汉初年因国困民贫，对匈奴的入侵大都采取防御政策。经过几十年休养生息，汉武帝刘彻开始考虑对匈奴采取反击。汉武帝获悉，有一个曾居于河西走廊之敦煌、祁连山之间，但已被匈奴驱逐至西方的大月氏国（Indoscythae）与匈奴有世仇，故而想寻找大月氏，欲与之携手夹击匈奴。因此，时任郎官的张骞应汉武帝招募，第一次出使西域。
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张骞带领一百多人的出使队伍离开长安，经陇西向西进发，但不久就被匈奴俘虏。匈奴单于长期监禁张骞，并为之娶妻成家，冀其投降。张骞却始终等待时机准备逃脱，并在11年之后乘防备疏松，终于和随从人员逃出匈奴。张骞一行向西越过葱岭，经过几十天长途跋涉后抵达大宛（Farghana），即今天中亚之费尔干纳盆地（FerganaValley）。随后大宛王派人护送张骞前去康居（Sogdiana，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再由康居到达大月氏。然而大月氏已立新王，并越过阿姆河吞并了希腊化国家大夏之故地，已然安居乐业，兼因距中国太远，无心再向匈奴寻仇。张骞在此住了一年多，不得已而东返。为了避免匈奴拦截，张骞未走原路而沿塔里木盆地南缘进入柴达木盆地，绕道青海归国，但不幸又被匈奴捕获。所幸一年以后，匈奴因单于去世而发生内乱，张骞得以逃脱，终于在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回到长安。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历时13年，虽然没有达到同大月氏结成联盟的政治目的，却了解到有关西域地区的政治、经济、地理、文化、风俗等情况，为以后中原加强同西域的联系奠定了基础。不久，张骞就利用他对西域的知识参与卫青出击匈奴的战争，因知水草所处，为此次军事行动的胜利立下大功，被封博望侯。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的同时，西汉王朝也对匈奴展开一系列打击，其中具有决定作用的是公元前127年、前121年和前119年分别进行的三次战斗。公元前127年，卫青大败匈奴，控制了河南之地（今河套以南地区）；公元前121年，匈奴在霍去病的打击下发生分化，浑邪王降汉，河西走廊完全为汉朝控制；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又分道出击匈奴，匈奴单于大败远遁，从而将匈奴进一步驱逐至漠北。经过这三次大规模的反击，西汉王朝在对匈奴的斗争中已经掌握了主动，前往西域的道路也基本畅通，这为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此后丝绸之路的安全畅通以及西域诸国同西汉王朝的友好往来，创造出必要条件。
然而西汉王朝的反击战只是肃清了匈奴在漠南及河西走廊的势力，西域各国仍为匈奴控制，依然威胁着西汉王朝西北边境的安全。为了彻底铲除匈奴势力，也为了汉武帝开疆拓土的雄心大略，汉武帝在对匈奴展开第三次打击的同年再度派遣张骞出使西域，目的是设法联络乌孙等西域各国，“断匈奴右臂”。这一次出使队伍浩大，随员三百，牛羊万头，携钱币、绢帛“数千巨万”。但这次张骞仍然没能达到预期目的。当他们到达乌孙（伊犁河、楚河流域）时，正值乌孙因王位之争而政局不稳，国内贵族又惧怕匈奴，故西汉王朝欲同乌孙结盟攻打匈奴的政治目的再次落空。但在乌孙期间，张骞分别派遣副使到中亚、西亚和南亚的大宛、康居、大月氏暨大夏、安息、身毒（Sindhu，印度）、于阗各国，广加联络。公元前115年，张骞回国，乌孙遣导译相送，并派使者来长安。使者见到汉朝人众富厚，回去广加宣扬，汉朝的威望在西域大大提高。不久，张骞所派副使也纷纷回国，并带回许多所到国的使者。从此，中西之间的交通正式开启，西汉政府与西域及中亚、西亚、南亚地区的友好往来迅速发展，西来使者相望于途。自西汉西行的使团据说一年之中多则十几个，少则五六个，使团规模大则数百人，小则百余人，所访之地遥远，出访一次所需时间从数年到八九年。与使团相得益彰的是一群群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此后，中西之间的陆路交通继续向西延伸，一直到奄蔡（Aorsi，咸海与里海之间）和条支等国。
张骞出使西域本来是为了联合西北各民族共同抗击匈奴，客观上却起到了开拓长期被匈奴阻塞之东西陆路交通的作用，沟通了东西方的经济与文化往来，也建立起中原与西北边疆各地区的友好联系，开辟出中国与西方各国直接交流的新纪元，如此重大的历史意义使张骞出使在史上被誉为“凿空”。
张骞的两次出使虽然对开通丝绸之路有重大意义，但因这时期匈奴的势力并未完全退出西域，西域与中原之间的交通依然长期受阻。丝绸之路真正得以繁荣和畅通，应归功于西汉政府对匈奴的打击和设立西域都护。
西汉王朝乘着对匈奴战争的一系列胜利而于公元前121年和公元前111年先后在河西走廊设立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俗称河西四郡，割断匈奴与羌族之间的联系，保证丝绸之路咽喉地带的畅通。此后匈奴势力只好向西发展，开始了同西汉王朝争夺西域的长期斗争，最终西汉王朝取得重大胜利。本始二年（前72），匈奴攻打乌孙，乌孙向西汉求援，西汉遣五将军率十五万大军与乌孙东西夹击匈奴，大获全胜。匈奴经此一战，元气大伤，很长时间再无力同西汉在西域争雄。宣帝神爵二年（前60），匈奴发生内讧，西边日逐王先贤掸降汉，被西汉封为归德侯，自此匈奴势力全部退出西域。
西汉王朝在西域设置官吏，始于贰师将军李广利讨伐大宛胜利之后。当时所设称为西域使者校尉，其任务是率领士卒在车师、楼兰等地屯田，以供给和保护来往于丝绸之路上的各国使节。宣帝元康二年（前64），又命郑吉为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南道”，也称之为“护鄯善以西使者”。至神爵二年匈奴日逐王来降后，以郑吉“并护车师以西北道”，这就是“都护”一名的由来。自此西域都护府正式出现。西域都护的主要任务是统领西域诸国联合起来共同抗击匈奴的侵扰，特别是保护西域南北两道的安全和畅通，这也是“都护”一词的原意。如在宣帝甘露二年（前52），匈奴郅支单于西迁康居，直接威胁西域都护所管辖的乌孙和大宛等地，严重破坏了丝绸之路的安全。于是在元帝建昭三年（前36），西域都护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率领西域诸国兵马，消灭郅支单于，从而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
丝绸之路的具体通道
两汉时期，中央政府总体来讲对丝路交通十分重视，除了设立西域都护之外，在丝路要冲还设置邮亭、修筑道路、驻兵屯田、布置烽燧、设立关卡等，这些措施都有力地保证了丝路交通的安全，也为往来丝路的使者和商人提供了巨大的方便。两汉时期的丝绸之路东起长安，出陇西高原，经河西走廊武威、张掖、酒泉而达敦煌。敦煌以西有玉门、阳关两个隘口，由此西行至塔里木盆地东侧，因沙漠阻隔而分化出沿大漠南北两侧的两条道路，即南道和北道，两道的分岔地在楼兰。
南道以且末为东西向中继站，且末以东和以西的具体路径其实都不止一条。西汉时，从陇西至且末有三条道路。第一条是通行最早、行人最多的白龙堆道，从玉门关越三陇沙（接近罗布泊洼地的沙山地带），过阿奇克谷地，经白龙堆，至楼兰，在此折向西南，经海头、阿不丹，至今若羌一带，在此转西行，抵且末，继续西行。第二条为稍后兴起的罗布泊以南的路线，出玉门关后，沿疏勒河谷地西行，经科什库都克、羊塔克库都克、库木库都克、科什兰孜、落瓦寨、敦力克，至米兰绿洲，由若羌一带西抵且末，与第一条路汇合。此路沿途系荒漠地带，但比白龙堆道路平坦且快捷，所以渐渐成为主要道路。第三条名为阳关路，以玉门关之南七十公里处的阳关为起点，出阳关后西南行，经葫芦斯台、安南坝、拉配泉、金鸿山、红柳沟、敦力克，至米兰绿洲，至此与第二条道路汇合。此路多山前崎岖小径，一向寥落，但4世纪起，前两条道路相继冷落或废弃，此道遂转为繁荣。
自且末再往西，相继经过精绝、扜弥（今新疆策勒东北）、于阗（今新疆和田附近）、皮山，抵莎车，由此至塔什库尔干有两条道路。第一条沿叶尔羌河至卡群、海散勒巴格，向西经库斯拉甫、塔尔、很祖铁热克、幸迭，抵蒲犁（今新疆塔什库尔干）。第二条由今叶城一带向南，沿提孜那甫河至莫莫克，转西经阿孜干萨、布伦木沙、瓦卡，至塔什库尔干。到了塔什库尔干便可经明铁盖山口西入帕米尔高原，然后沿兴都库什山北麓和喷赤河（Pyandzh）上游西至大月氏，从这里向南可去身毒（印度），向西则可经安息（位于今伊朗高原）去条支。
北道，在通西域之初实为“东西道”，指玉门关向西至楼兰后继续西行的路线，现代称为楼兰道。从玉门关西行，过都护井（卑鞮侯井）、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今科什库都克附近），从沙西井（今羊达克库都克）转向西北，过白龙堆到故楼兰，向西经渠犁（今新疆库尔勒）、乌垒（今新疆轮台东）、龟兹（今新疆库车东）、姑墨（今新疆阿克苏），至疏勒（今新疆喀什），从疏勒可越过葱岭，至大宛、康居（撒马尔罕及其附近），再向西北就可达奄蔡。这条路是西汉时期的主干道，但缺点是沿途自然条件恶劣，险阻难行，三陇沙、白龙堆和罗布泊北岸的雅丹地貌尤其崎岖，又缺乏供给。汉宣帝改年号神爵以后，匈奴势力被逐出车师，改为汉朝控制此地，所以“东西道”出现了经过车师的支路，即越过罗布泊地带后至营盘一带北上，经山国入车师，补充供给后继续西行。不过，自楼兰西行直趋龟兹的路线直至东汉仍是重要干线。
西汉末年，在戊己校尉徐普的提议下，开辟了一条绕过雅丹地貌区而沟通玉门关与车师后王城的新道。《三国志》卷三〇《魏书》注引《魏略西戎传》中以“北新道”之名记载这段路线，“从燉煌玉门关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其中之“南道”“中道”的大势基本上与《汉书西域传上》中对南北二道的记载相同。此外记一条“新道”，“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辟三陇沙碛，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高昌”就是今吐鲁番，“横坑”“三陇沙恶”“龙堆”“五船”都是指玉门关以西之沙丘或盐碱滩。因其比从前的丝路北道更靠北，故又称为“北新道”。这条道路使敦煌至高昌的行程缩短一半，有利于加快行军速度，但对于商旅而言却是一条畏途，因为这段长达1800里的道路是水草困乏的沙碛路，并多流沙。所以，它并非一条常规道路。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西陆路交通新增两条重要路线——经过伊吾的“北道”与河南道。伊吾道，即出玉门关后经伊吾至高昌的道路，要经过今哈密、巴里坤等东部天山一带。此路萌生于先秦时代，但由于东汉以前匈奴势力一直控扼着此道沿途地区，此道久为其垄断。公元73年，窦固、耿忠便沿此路进军西域并大败匈奴呼衍王。此后，该路线置于汉朝的控制护卫之下，但似乎整个东汉都没有在该条路线上设置供商旅使用的交通配套设施，所以其利用率不高。至曹魏时期，伊吾道的利用率才逐渐提高。北周时商客往来已经“多取伊吾路”。伊吾道至高昌后，可以再至龟兹与汉时北道汇合，但这时也出现一条自伊吾西行的新路，即穿越天山东麓缺口，取道准噶尔盆地，过卑陆、且弥到乌孙，再西南行抵大宛。隋代裴炬根据得自胡商的信息而在《西域图记》中对此道有详细的记载。《西域图记》虽久已亡佚，但《隋书裴矩传》中幸存关于这条道路的记载，其中将这条道路正式称为“北道”。所记其基本走向为:从伊吾西去，大致傍天山北麓而行，沿路经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铁勒部（散于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大概应经过东汉车师后王城，即今吉木萨尔）、突厥可汗庭弓月城（今新疆伊宁），由此渡北流河（今楚河，欲渡楚河当先渡伊犁河），至拂菻国（东罗马帝国）及西海（地中海或黑海）。
同在中古前期，西域以东还出现了一条与河西走廊平行的道路“河南道”。这条道路出现得也很早，据《史记大宛列传》，张骞首次出使西域归国时，为了躲避当时占据河西走廊的匈奴，便“并南山，欲从羌中归”，说明当时沿南山（昆仑山及其支脉）东西分布的诸羌族部落之间可能有一条交通线路。西晋和南北朝时期，吐谷浑排挤诸羌，据有今青海之地，由于南北对立，东晋与南朝只好经过吐谷浑同西域及漠北柔然相联系，从而发展了益州（四川）至鄯善间与河西走廊平行的这条“河南道”。大概由于沿途相对安全，有的北朝人如宋云、惠生西行取经时也走这条路。1956年，在青海西宁旧城发现了一件大约5世纪末埋藏的存储金属货币的陶罐，所藏银币应在百枚以上，从后来收集到的76枚看，都是萨珊波斯（SasanianEmpire）皇帝卑路斯一世（PerozI，459-484）时期所铸，这就可以看作是2-6世纪时期河南道上东西交通兴盛的证据。
丝路、贸易与文化传播
丝绸之路是使节之路、战争之路、商旅之路，当然也是文化传播之路，因为道路的畅通全方位促进流通与交流。丝路畅通之始，西汉政府与西域各国都同时表现出对利用此道开展贸易往来和政治往来的兴趣。两汉时期，因西域都护府和西域长史的设置，商道在汉朝的有力控制之下，中西贸易迅速发展，但这其中有很大部分属于朝贡贸易性质的“赐赠”行为，即汉朝廷以播扬威德为目标，屡派使节携巨额币帛赴西域各国送礼，或当西域使节来朝觐之时，以绮绣杂缯和金属赏赐。汉朝的慷慨大大刺激了塔里木诸绿洲城邦王公贵族的旅行热情，于阗王、精绝王曾多次带着使者和商旅到中原从事贡赐贸易，敦煌悬泉汉简中留下很多条楼兰、于阗、精绝、若羌、且末、扜弥等国来使过关的记录，主要见于过食文书和乘传驾车簿类文书。
除贡赐性质的官营贸易之外，汉朝也有以官府名义组织的远行商队。《史记大宛列传》载，张骞通西域后，西汉政府“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条枝、身毒国。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
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汉书张骞传》亦有类似记载。政府在一年中遣使五到十次不合情理，这些使团实际上主要是以官府名义组织的贸易队伍，而这些中国商人的行迹很可能已到达中亚、西亚的一些地区。
官方的频繁往来使交通道路得到良好维护，自然也有利于民间贸易的蓬勃开展。中国商人在中古前期就已参与民间贸易，南北朝和隋唐有关于中国商人远赴中亚从事商业活动的记载，如上文所引《唐西州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所记李绍谨前往弓月城贸易事。在西域的中原商贾还以隔年收账的赊销方式向当地居民出售丝绸，这不只表明他们与本地居民的关系融洽，还表明他们在这地方有长期固定的营业机构。不过，民间贸易总体上以西方商人为主。《史记大宛列传》描述了大宛至安息的居民普遍善于经商，《后汉书马援传》则记载梁松以“西域贾胡，到一处辄止”为譬讥诮马援，《东观汉记》亦记光武帝去世时，长安的西域贾胡为其祭拜。可见“西域贾胡”在两汉时已深入中国各地。公元2世纪的罗马地理学家托勒密在《地理学》中引述同时期地理学家马利努斯《地理学知识》的一段记载称，一位名叫梅斯蒂蒂阿努斯（Ma sTitianus）的马其顿商人曾同中国保持经常的贸易关系。梅斯本人虽未到过中国，他的代理人却经常组成商团从地中海之滨跋涉数万里到达赛里斯国的首都。
南北朝时期更有大批西域商人云集中原。西方商队为利之所趋，即使在战乱年代也打着“奉献”“朝贡”的旗号而坚持奔波于丝路。南北朝时期，北方政局趋于稳定，中西贸易再度兴盛，西域贾胡云集中原，前引《洛阳伽蓝记》卷三《龙华寺》称，西域贾胡不仅云集都城，还有许多人定居洛阳。同在南北朝时期，长江流域也藉河南道与西域建立商贸联系，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区出土的此时期丝织品中有许多来自益州。
塔里木周缘的绿洲城邦作为贸易中转站和集散市场而变得喧嚣热闹，绿洲居民之间以及农耕民族和草原民族之间的物资交换活动也受到中西贸易的刺激而日益活跃，丝路沿途还出现专门的商业城镇，比如既是南道要冲又可连通北道的疏勒。《汉书西域传上》称其地“有市列”，即市镇上有按商品种类销售的店铺，显然是一个交易市场。于阗东西二城也十分兴旺，当地兼管市场交易的行政官作为汉朝的册封官员见诸史籍，即“城长”。商业繁荣大大刺激了诸绿洲城邦的发展，人口增长可为一例:丝路畅通之后百年间，疏勒户数增加十倍以上，于阗人口增加五倍左右，焉耆人口增加约70％。南北朝时期，由于贸易频繁导致的人口聚集，绿洲地带出现许多王城之外的新城镇，或作为各种长途货物的集散地，或作为本地居民的初级农贸市场。至唐代，北道（天山北道）沿线因同样理由而出现一系列新城。而商人开始成为一些城镇的重点征税对象，交易税列为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比如在铁勒控制时期的高昌和麴氏高昌。唐太宗贞观十四年平定高昌，改置西州，又在可汗浮图城置庭州，西域变为唐朝的郡县，丝路更是空前繁荣。西州市场上有各种分类专营店铺，如谷麦行、米面行、果子行、帛练行、彩帛行、铛釜行、菜子行，同时交河郡也出现了行会组织。
丝绸之路，名副其实地以丝绸运输为主，这是因为在两汉以至唐代中期，中国出产的物品中最吸引西方人注意而又最适于长途车马运输的正是丝绸。位于交通枢纽的楼兰故址及其西边的营盘遗址、精绝国所在的尼雅遗址，都出土众多各朝代的精美丝织品，足可作为当时丝路贸易的见证。到了唐代，随着中原丝织业的进一步繁荣，各地名产都汇聚西域。西州市廛上的丝织品有益州半臂、梓州小练、河南府生絁、蒲州与陕州之絁以及常州纻布。丝织品的所有品种如绫、纱、锦、罗、晕繝锦、絁、生帛、缦、绵、绵、绮、绨、缣、刺绣和缬，都源源不断地从西州输往天山南北以及中亚、西亚和地中海周缘。不过，中国输出的远不止丝绸，还有漆器、铁器和其他各种日用品。
同一时期，自西域输入中国的除各种奇珍异宝之外，以毛织品为最受欢迎的大宗物品。新疆地区出土的两汉毛织品数量多于同时期丝、棉织品，而且品种繁多，既有本地生产的，也有从大夏等地输入的。塔里木盆地南缘和天山北麓一带的出土毛织品多属高档毛织品，并有希腊式纹样，超出当地所应有的毛纺织技术水平，当来自葱岭以西，正是丝路南道贸易繁荣的见证之一。当班超经营西域之时，其兄班固竟也卷入了中西贸易，他曾因权贵窦宪托他购买罽、月支马、苏合香、毾之故而写信给班超，他自己也请班超帮忙购买过毛织品。唐代则不仅进口来自波斯和东罗马的毛织品，还进口波斯锦，这种锦是结合毛织技术的波斯本土丝织物，图样风格是萨珊联珠纹，在市场上颇受欢迎。
与商业和政治军事往来相伴随的是来往于丝绸之路的各类移民，如汉唐时期的西域屯田部队及随军人员，因为经商或其他生计原因移居西域的中原人，战乱时期被迫留居西域的普通居民和士兵，此外还有在中国驻留一段时间后返国的外国商人、西域王侯的质子及随员、使节，这些人也都是包括物质、技术和生活方式在内的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
（本文摘自《中西文化关系通史》（全二册），张国刚/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10月第一版，定价：168.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
财联社7月29日
7月27日晚间，建信基金公告称，刘军新任建信基金董事长。自7月26日起，总裁张军红不再代为履行董事长职务。根据公开资料，刘军任职于建行体系已29年，是业内公认的“实干派”。早在今年4月，刘军便已就从建行广东省分行转去建信基金，被任命为建信基金党委书记并主持工作。
创业元老孙志晨离开后，建信基金下一阶段发展方向引人关注。在近期的一次内部会议中，刘军曾强调公司未来的重点是着力推进非货、对公财富管理、数字化经营三大转型。
拥有强大股东背景和销售渠道的建信基金，经历多年发展，仍难改银行系公募基金相较明显的“强固收、弱权益”特征。截至今年6月末，建信基金旗下固收类产品资产规模在总资产中占比合计90.49%，而权益类产品资产规模占比合计8.6%，规模差距依然悬殊。
虽有意发展权益类投资，但在基金行业明星效应愈发明显的当下，建信基金至今并无明星基金经理和爆款产品推出。
正式挥别孙志晨，原建行分行行长刘军成新掌门人
7月27日晚间，建信基金发布董事长任职公告，刘军新任建信基金董事长。自7月26日起，总裁张军红不再代为履行董事长职务。
此前5月13日，建信基金正式公告宣布原董事长孙志晨因股东安排离任董事长，并由总裁张军红代任董事长一职。而今年4月，刘军便已就从建行广东省分行转去建信基金，被任命为建信基金党委书记并主持工作。
根据公开资料，刘军自1993年11月便在建行广东省的分支机构任职，历任建行广州开发区支行行长、东莞市分行行长、广东省分行行长助理、广东省分行副行长、深圳市分行行长、广东省分行行长等职。在担任深圳市分行行长期间，刘军带领建行深圳市分行的各项主要业务和综合经营实力多年居同业领先地位。
2014年年末，刘军担任系统内规模最大分行建行广东分行党委书记、期间将“大零售”战略作为分行发展的重中之重，并通过一系列内部体制改革，推动了辖内1200多个网点的转型、合并和升级。任职期间，刘军在建行体系内首创住房租赁“佛山模式”、存房业务“广东模式”。根据外界信息，业内对于刘军的评价是“实干派”。
对于建信基金而言，2022年的管理层变动较大。在孙志晨卸任董事长的同时，建信基金原副总裁马勇也因股东安排离任。
直至今年辞任，参与创办建信基金的孙志晨，已持续任职建信基金约17年。而经历创业元老等高层的辞任转调后，建信基金下一阶段发展方向，自是引发市场关注。
据悉，刘军在近期的一次内部会议中曾强调，公司未来的重点是全力贯彻落实中国证监会关于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和要求，按照总行的工作部署，着力推进非货、对公财富管理、数字化经营三大转型。
难改银行系公募“强固收、弱权益”固有底色
建信基金是业内首批成立的银行系公募基金，第一大股东中国建设银行持股占比65%，信安金融服务公司、中国华电集团分别持股25%、10%。
当前，大股东建行仍然是建信基金的主要销售渠道。中基协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建行位列公募基金代销机构保有规模第五名。
拥有强大股东背景和销售渠道的，建信基金权益类资产规模仍未迎来明显增长，依旧表现出十分明显的“强固收、弱权益”特征。
截至今年6月末，建信基金总资产管理规模1.3万亿元。其中，公募基金资产管理规模超7000亿元。期末数据显示，建信基金旗下货币市场型基金、债券型基金资产规模分别为5145.79 亿元、1330.26亿元，在总资产规模中占比分别为71.90%、18.59%，合计占比为90.49%；而旗下股票型基金、混合型基金资产规模分别为316.88亿元、298.19亿元，在总资产规模中占比分别为4.43%、4.17%，合计占比为8.6%。
就资产规模而言，建信基金旗下固收类产品和权益类产品差距依然悬殊。即使与同行相比，建信基金“强固收、弱权益”的特征，也比较明显。
同为银行系，截至二季度末，工银瑞信总资产管理规模超8000亿元，其货币型基金规模为3697.57亿元，在总资产中占比44.72%。另外，工银瑞信权益类产品资产规模在总资产规模中占比近24%。
循着近几年的发展轨迹，建信基金有意加快转型，发展权益类产品。而权益类产品实现发展重要的因素，便是基金公司的投研实力及投研人才。
在基金行业明星效应愈发明显的当前，建信基金并没有培养出明星基金经理，旗下基金产品并无爆款推出。
根据天天基金网，建信基金旗下基金经理共有46人，共计掌管着243只基金产品。
在权益投资方面，基金经理姜峰、陶灿算是建信基金旗下老将了。根据公开资料，这二人均在2007年7月11日加入建信基金，任职均超11年。
放诸整个公募行业，姜峰、陶灿虽有资历颇深，但投资成绩和知名度稍弱。以陶灿而言，在管产品今年以来均为亏损，同类产品排名多徘徊在中段位置。
就建信基金内部而言，股票类基金年初至今业绩排名第一、第二的基金产品“中小盘先锋股票A ”、“潜力新蓝筹股票A”，以及混合类股票业绩第一“建信优化配置混合A ”均由基金经理周智硕一人执掌，而周智硕上任时间不到2年。
而同为银行系公募基金，农银汇理曾培养出股基“四冠王”赵诣。包揽2020年度权益基金收益前四强后，赵诣成为农银汇理的带货王。此前赵诣掌管的4只基金，规模超过420亿元，占去了农银汇理主动权益的半壁江山。赵诣此前旗下“农银汇理新能源混合”单只基金的管理规模为287亿元，相当于建信基金旗下混合型基金总资产管理规模。
编者按：开局关系全局，起步决定后势。回望2021年，走进2022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踏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十四五”开局的首考，中国各地交出怎样的答卷？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保障有何亮点？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有哪些结构性、局部性的问题需要关注？各地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有哪些新招硬招实招？央广网特推出“开局十四五”系列报道，观路径，看成效，多角度聚焦开局之年新气象、新思考。
央广网西安1月22日消息“八百里黄土高坡斗志昂扬，三千万乡党齐奔小康。”新年已至，翻开2021年的发展答卷，作为西北地区发展龙头的陕西书写了精彩篇章。
2022年1月19日，陕西两会公布“十四五”开局之年的成绩单：2021年全省生产总值增长6.5%，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8.9%，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22.9%。
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发展，秦创原的诞生成为了陕西科技创新落地的孵化器和创新驱动发展平台。截至2021年年底，全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总数首次突破万家，达11396家，排名全国第八位；登记技术合同68950项，成交额2343.44亿元，同比增长33.23%；科创板上市（含过会）企业11家，居西部地区前列。
以《装台》为代表的多部陕西影视剧重现了“陕军东征”的时代气象，也顺势带火了西安旅游，让这座古城多了几分烟火气息。
2021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强调，要坚决落实***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弘扬光荣革命传统，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再接再厉，切实抓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谱写陕西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借助时代发展的机遇，陕西扬帆远航的梦想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
日暮下的西安曲江新区景色（央广网发西安曲江新区宣传网信局供图）
创新“开启”老陕文化复兴的“宝盒”
2021年12月14日，国家文物局公布的一项重大考古发现让世界惊叹。“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原江村大墓即为汉文帝霸陵”，这一消息让陕西又一次吸引了世界的聚光灯。
如何把冰冷的文物变成实实在在的文旅IP，产生更大的价值？这是陕西文旅领域面临的现实问题。让丰富的资源产生叠加效应，“网红”大唐不夜城初步实现了这个想法。
大唐不夜城是陕西文旅突围发展的一个特色招牌。走进去细看，璀璨的灯光、规划有序的仿古建筑、特色的民俗展演，仿若一个大唐盛世的画卷在眼前徐徐铺开。
刘睿是个“新西安人”，前几年把房子买到了曲江，看中的就是文化产业给城市生活品质带来的提升。“夜幕降临，看见大唐不夜城美丽的样子，我就认定这是我心目中的家。晚上秦腔以及陕西民俗的展示，别有一番感觉，让人觉得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从小生活在湖南的刘睿感慨地说。
如果说文物是陕西这个文化大省的里子，那么近几年出现的精彩影视剧和精品文学作品，就是老陕文化走向远方的招牌和面子。
陕西旅游集团实景演出《长恨歌》，成为网红节目（央广网发 宋雪摄）
一部《装台》带火了陕西，这是陕西文学与影视结合的典范。在这部电视剧中，西安古城墙、钟鼓楼、兴庆公园、油泼面、羊肉泡馍等陕西元素让观众印象深刻。
一句“嘹咋咧”听着亲切。《装台》这部电视剧改编自陕西作家陈彦的同名小说。张嘉益、闫妮、孙浩等陕西籍演员地道的“陕普”，为这部电视剧增加了不少本地特色。
西影集团董事长赵文涛表示：“近年来，西影积极探索新时期西部电影的创作方式和艺术表达，相继出品了《装台》等近30部影视作品。厚植于陕西丰富的文化土壤，西影人将持续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创作更多优秀作品。”
为了挖掘陕西文化内容，陕文投集团深度挖掘陕西文化，把“做亮影视”作为核心主业，主投、制作、参投的影视剧超过100部，出品了《大秦帝国》《黄土高天》等多部具有陕西特色、影响广泛的影视作品。
成绩的取得源于努力与天赋，也来自政策的扶持。陕西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通过资金扶持来激活影视创作生产，深层次推动陕西文旅融合。
西安大唐不夜城夜景（央广网
“近年来，陕西文旅领域取得了一些成效，尤其是对周秦汉唐文化的深度挖掘，让陕西诞生了一批以大唐不夜城为代表的文旅产品。陕西文旅在亮点的挖掘上仍需下一些功夫，文旅IP资源的开发利用还有待提高。陕南、陕北文旅产业薄弱的短板仍需引起重视。”陕西省社科院文化与旅游研究所所长张燕接受央广网
“‘十四五’期间，陕西文化和旅游系统将坚持传承好、挖掘好优秀传统文化、革命红色文化、特色标识文化，激活文化自信的陕西基因。坚持以文立标，创作更具标志性的文艺作品，培育更具标识度的文化成果，擦亮文化强国的陕西窗口。”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高阳表示。
乡村振兴让小康路上的老乡端上“铁饭碗”
2021年11月中旬的清晨，阳光洒满秦巴山间。
家住安康汉阴县涧池镇紫云南郡易地扶贫搬迁小区的谢祖菊，走几步就来到了家门口的社区工厂上班。
伴随着清晨柔和的阳光，谢祖菊眼疾手快地将一根根藤条在她手上变幻着各种造型。此刻工厂内像她这样的职工还有很多人，搬迁户是他们的共同身份。
谢祖菊原住于汉阴涧池镇王家河村七组，这里距集镇10余公里。她家里孩子多、居住环境差、交通不便，生活一度过得十分窘迫。2018年，谢祖菊家享受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住进了紫云南郡易地扶贫搬迁小区。
“在这里打工，多劳多得，虽然收入没有在大城市高，但是能照顾上家，生活也舒服，比在老家的时候好多了。”谢祖菊说。
秦巴山区，山大沟深、地质灾害频发、生存条件困难。为了解决“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困境，2011年5月，陕南地区避灾移民搬迁工程启动。
为让搬迁群众搬得出、住得稳，陕西不少地方在搬迁村设立了社区工厂，解决搬迁群众就业的问题。
安康移民搬迁群众在家门口企业就业，实现搬得出、住得稳（央广网
谢祖菊所住的紫云南郡易地扶贫搬迁小区，不仅解决了全县10个镇691户2685名易地搬迁群众的住房问题，还配套建设了电子社区工厂和手工编织社区工厂。截至2021年，陕西累计有超过100万人开启了在新址安居乐业的日子。
社区工厂的设立，让当地群众见到实实在在的好处。汉阴县乡村振兴局局长王侠军在接受采访时说：“近年来汉阴县累计开设社区工厂111家，扶贫车间83家，就近就地吸纳就业3421人，其中涉及搬迁群众312人，每年人均增加收入2.2万余元。”
脱贫攻坚以来，陕西56个贫困县全部摘帽，465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乡村振兴工作的开始，对陕西而言又是一场“硬仗”。
古语云：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
面对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这个未知的难题，陕西从细处着手，从实干入手，用勤劳与奋斗做实这项民生大事、要事。
“为了让群众把家门口的饭碗端得更稳，陕西实施脱贫地区特色产业提升行动，推进富平奶山羊等12个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培育食用菌、茯茶等50多个农业优势特色产业。”陕西省乡村振兴局协调指导一处处长孟随善说。
在千阳县，当地还摸索出了奶山羊全产业链升级的新发展路径和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千阳模式”。依靠奶山羊发“羊”财，在千阳，不少百姓通过奶山羊养殖实现了增收。而通过产业搭载、土地入股、园区务工、自主建园、育苗销售等方式，千阳把群众牢牢地镶嵌到苹果全产业链条各个环节，推动当地百姓增收，将“小苹果巧变致富果”。
产业的兴起，带来了外溢效应。洛川的苹果、周至的猕猴桃、临潼的石榴、子洲的黄芪……一个个金字招牌，让老乡们的靠农吃农的“铁饭碗”端得更稳了。
咸阳市淳化县的苹果喜获丰收（央广网发 任保军 摄）
“群众苦干、干部苦帮、政府苦抓”，这是源自陕西扶贫领域的“三苦精神”，如今在乡村振兴工作中依然很有意义。
为了让乡亲们富起来、乡村强起来，让干部帮得更好、政府部门抓得更有方向，陕西新选派第一书记8179名、工作队员16976名，新增省级参扶单位25家，参与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这项工作中，保持了队伍稳定性和连续性。
“陕西通过支持发展产业促进就业、巩固发展社区工厂等就业载体、鼓励创业带动就业等多种方式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同时把动态监测和帮扶作为重要抓手，坚决守住防止规模性返贫‘一个底线’。”在2021年12月27日举行的全国乡村振兴局长会议现场，陕西省乡村振兴局局长孙亚政专门介绍了推进就业帮扶的先进做法。
秦创原“解锁”高质量发展 昂起西北发展的“龙头”
清晨时分，火车发车的鸣笛声打破西安东北边的宁静。
西安港，一个西安人熟悉又陌生的地方。中欧班列“长安号”让西安和德国汉堡做上了大生意。
当前，开放不足仍是制约陕西发展的突出短板。
面对短板，陕西人不等不靠，积极创新、开放思路。借助中欧班列“长安号”，2021年前10个月，陕西进出口总额增长26.5%，实际利用外资增长7.4%；中欧班列开行3203列、核心指标稳居全国前列。
从西安国际港务区驶出的中欧班列（央广网发西安国际港务区供图）
陕西在“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建成内陆改革开放高地，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市场主体更加充满活力，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基本形成、处在全国第一方阵。
没有高质量的创新发展，开放会大打折扣。富有内涵的高质量发展模式，是高质量开放的坚强后盾。对于地处西部地区的陕西而言，创新是一条绕不开的道路。
在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现场，一个巨大的立体芯片呈现在开幕式现场，“秦创原”的三个大字通过芯片的展现形式亮相。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诞生过周秦汉唐等王朝的陕西，如今站在新的历史时期更应该做好创新。
在2022年1月19日召开的陕西“两会”现场，“创新”也是政府工作报告中的高频词。
“创新是当前陕西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是破解当前发展难题的关键所在，也是优化结构、培育新动能的关键所在。”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副主任刘迎军表示。
陕西有100多所高校、1300多家科研机构、26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专业技术人才在百万以上，两院院士数十位，在人工智能、空天科技、新材料、增材制造、生物育种等领域优势明显。
目前，陕西的科技进步贡献率还不够高，科技成果本地转化率偏低，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发挥还不充分，创新优势没有完全转化为发展优势。
科技创新的关键是人才，人才的关键是如何激发人的创造才能。这也是摆在陕西省委、省政府面前的最大难题。
秦创原是陕西专门打造的全省创新驱动发展平台，也是陕西破解人才难题的一把“金钥匙”。
“畅通科研人员的流动通道，在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方面加大探索力度，优化人才评价机制，搞好人才服务，把人才的创新创造活力充分激发出来。”这是陕西对秦创原提出的要求。
秦创原农业板块展示（央广网
去年陕西引汉济渭研究中心进入秦创原后，与多所高校合作，解决了工程沿线巡查无人机的动力难题，高校的科研也走向了应用，实现了多赢。
秦创原引汉济渭研究中心主任孟晨表示，秦创原引汉济渭研究中心成立后，串联起了上下游产业链，有秦创原这样“塔尖重器”的引领，必将持续释放“高地效应”，激发企业创造活力和高校的科研潜力。
陕西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出的目标是：创新能力大幅增强，创新型省份全面建成，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建成具有陕西特色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借助秦创原这个“钥匙”，陕西实现这个目标，不难。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为了让秦创原这把“钥匙”更好用，陕西从细处入手专门提供了《政策包》，主要涵盖科技人才、成果转化、服务体系等5大类共70条措施。
秦创分享新驱动平台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科研实验（央广网发 秦创分享新促进中心供图）
经过一年多建设，秦创分享新驱动平台框架基本形成，设立规模20亿元的科创母基金，常态化举办路演活动130多场，115项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并注册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增长38.6%，高新技术企业增长32.3%，技术合同成交额增长33.2%。
秦创原的建成是陕西依托科技和人才资源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十四五”期间围绕高质量发展，陕西加快推动科技创新，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发挥秦创原等平台作用，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碳中和里“装着”北方能源大省的未来
陕西是国家重要的能源化工基地，煤炭产量稳居全国第三。而榆林的煤炭产量占陕西的70%以上。
从2010年前后开始，依靠能源经济的优势，榆林经济总量跃居陕西第二。但能源经济也给榆林带来了诸多困扰，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发展模式粗犷，产业附加值低，经济受能源价格影响大。
在国家明确提出“双碳”任务目标背景下，如何加快能化产业转型升级，实现资源型城市绿色可持续发展，成为榆林这座传统能源大市急需破解的难题。
陕西榆林高端煤化工产业（央广网发 胡少鹏 摄）
榆林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榆林市市长张胜利给出了答案：榆林将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聚焦高端化工、高端装备制造等主攻方向，按照“优煤、稳油、扩气、增电、强化工”的思路，全面加快能化产业技术和产业链升级，蹚出一条资源型城市转型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
榆林的碳中和是陕西能源经济转型发展的缩影，更是高质量发展的真实写照。碳中和背后体现着陕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大战略。
“‘十四五’陕西能化产业提出了能源开发向创新高效转型、能源利用向燃料原料并重转型、能源消费向多元低碳转型，化石能源向全产业链高端化学品延伸、清洁能源向可再生合成燃料和储能延伸的总体思路。”陕西省发改和改革委副主任、省能源局局长何钟介绍。
“一年多来，陕西在高质量发展领域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比如打造秦创分享新驱动总窗口、布局一批高质量发展支撑项目、推进央企进陕、促进县域经济发展、优化营商环境、推行‘亩均论英雄’综合改革等。这些措施有力地激发了新动能、增强新活力。”陕西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吴刚坦言。
榆林的现代化井下采煤现场（央广网发 胡少鹏 摄）
成绩显而易见，问题也是摆在眼前。在采访中
陕西的发展代表的是西部地区发展的一种模式，对于西北地区高质量发展有引领示范的重大意义。
对于陕西未来的发展，吴刚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目前，陕西要抓住‘双碳’战略实施机遇，加大布局煤基高端能化、碳中和等项目，打造高端低碳高附加值能化产业集群；聚焦产业链、要素链的融合，加速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新动能规模实力壮大。”
好风“秦”借力，扬帆正当时。借助时代发展的“好风”，陕西将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书写更多别样的精彩。
总策划：张军 于锋
总监制：伍刚 夏凌云
统筹：陶玉德
编审：胡苗苗 李晓冉
视频：舒隆焕 吕治坡（实习
央广网
“丝绸大帝”这个词，专指东罗马帝国的查士丁尼一世。但这颇让人奇怪：因为丝绸原产地为中国，中国在古代也号称“丝国”，那为什么“丝绸大帝”不是指中国的哪个皇帝，却是罗马皇帝呢？
（丝绸大帝）
一、罗马帝国危机重重，丝绸不幸成为其中一个原因
罗马帝国建立于公元前27年，在帝国杰出的皇帝屋大维及“五贤帝”的领导下，罗马有过约200年的辉煌时期。随后便陷入“3世纪危机”中，“3世纪危机”过后，又进入“四帝共治”时期。之后，在日耳曼人一轮接一轮的攻击下，罗马帝国崩了，在公元395年一分为二，西边为西罗马，东边为东罗马。476年，西罗马帝国亡于日耳曼人之手，剩下东罗马帝国则苦苦支撑着……
罗马帝国走向衰落的原因很多，贵族们奢侈的生活就是其中之一，而谈到奢侈的生活，就不得不说他们对于中国丝绸的过度喜爱。据说，罗马人第一次见到丝绸，是在与他们的邻居帕提亚王朝作战时，那是公元前53年，罗马三巨头之一的克拉苏出征帕提亚，在著名的卡雷战役中，帕提亚人在阳光下展开了一面颜色鲜艳、闪闪发光的军旗，这军旗让罗马人误以为神仙在帮助帕提亚人，一时军心大乱，四散而逃。克拉苏竟因此身死。后来罗马人才弄明白这面旗帜是丝绸做成的，丝绸是可以穿在身上的华服。
于是丝绸成为了罗马人的“心头好”，罗马著名的执政官凯撒就非常喜欢穿丝绸衣服，他带头在公众场合穿着名贵的丝绸长袍，其它贵族群起效仿，掀起了一股“丝绸风”。
（凯撒）
可是丝绸太贵了。生产于中国的丝绸要从长安往西运到帕提亚，再由帕提亚王朝转手卖给罗马人，运输成本加上漫天要价，使丝绸一度达到12两黄金才能买上1磅。据说，罗马贵族们每年进口的丝绸花费达到了一亿塞斯特斯，相当于现在6000万人民币，这笔钱在当时可谓天文数字。在罗马帝国初期，不断地对外征伐，不断地抢掠财富，罗马是可以承受这样的奢侈生活的。可是后来罗马停止了征伐和抢劫，国库开始吃紧，这股奢侈之风就成为了不能承受之重。
罗马皇帝想过许多办法遏制此风，都没有实际作用。比如罗马皇帝戴克里先将生丝的价格规定得高高的，其它一些皇帝则下令禁止穿丝绸，却依旧挡不住这股奢侈之风，直到西罗马帝国灭亡。
时间到了东罗马帝国的查士丁尼一世时代，他决定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西罗马帝国灭亡时情景）
二、查士丁尼一世解决危机的方法
查士丁尼一世头脑冷静，他知道，用“堵”的方法，是难以杜绝奢侈之风的。因为不管国库多穷，富人总是有的，这些富人们有钱就任性，你奈何不了他。必须换一种思维方式。
查士丁尼一世想到了自己生产丝绸。如果东罗马帝国自己可以生产丝绸的话，不仅可以将丝绸高昂的价格打下来，让它退出奢侈品的行列，成为普通商品；还可以将丝绸销往西欧和西亚各国，获得巨额利润，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真能做到这样，丝绸引发的奢侈之风就迎刃而解了。
查士丁尼一世为自己的想法激动起来，他立即着手做这件事。
拜占庭学者普罗科匹厄斯在他的作品里详细描叙了查士丁尼一世的做法。查士丁尼一世派他的弟弟陶鲁斯和侄子奥林匹奥多鲁斯一起去中国学习丝绸技术。其实，他们要学的不是丝绸的织造，因为将丝织成布的技巧，他们已经摸索出来了，他们只是不知道“如何产丝”？也就是种桑养蚕的技术。
陶鲁斯和他的侄子奥林匹奥多鲁斯出发时还带上了另外两个人，一个是会多国语言的乌孙，一个是头脑灵活的商人元亚图姆。四人来到中国，到处打听丝是如何“长”出来的？人们告诉他们，丝是蚕吐出来的，蚕有专门的种子蚕卵，是用桑叶喂大的。想要产丝，就必须将蚕卵带回去，然后种桑养蚕……
本来，种桑养蚕的技术，中国对外是严格封锁的，一直都禁止桑蚕流出境外。可是，你无法杜绝民间泄露此技术啊！当时，正值中国南北朝的大分裂时期，时局比较混乱，也就给了陶鲁斯可趁之机。陶鲁斯买到一些蚕卵和一些桑叶，将他们放置在刚刚砍下来的、陶空了竹节的大竹杆内，小心翼翼地启程回家了。刚砍下的竹子翠绿、清凉， 是蚕宝宝们适宜生存的环境，而竹子是人们平常用得比较多的消费品，通过各种关卡时都可以轻易地骗过工作人员的眼睛。就这样，陶鲁斯一行人扛着几根竹子，毫无阻碍地通过了南齐的海关，将中国的蚕宝宝带回了东罗马帝国，送到了已经望穿秋水的查士丁尼一世面前。
查士丁尼一世立即命人研究养蚕种桑技术，之后开足马力在东罗马帝国生产丝绸。很快，东罗马帝国的丝绸行销西亚与西欧，国库也因为丝绸贸易而日渐丰盈起来，查士丁尼一世因此获得了“丝绸大帝”的美称。而中国，却因此而失去了丝绸行业龙头老大的地位。
（东罗马帝国的丝绸）
三、查士丁尼还有个更厉害的名字叫“查士丁尼大帝”
查士丁尼解决“丝绸问题”的方法虽有盗窃之嫌，却不得不承认他有胆有识，是个不简单的人。
查士丁尼一世本是东罗马帝国达尔达尼亚行省的一位农民，小时候家贫如洗，青年时代他到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投靠他的叔父查士丁。查士丁在东罗马帝国任高级将领，他给了侄儿查士丁尼一世良好的教育，并将查士丁尼一世培 养成精干人才，公元518年，查士丁尼一世帮助叔父查士丁成为了东罗马帝国的皇帝。公元527年，查士丁尼一世也成为东罗马帝国皇帝，开始了他的执政生涯。
中学历史课本里，我们学过《查士丁尼法典》，知道查士丁尼在学法上地位很高，却不知道他在“武功”上地位更高。丝绸贸易获利后，查士丁尼一世野心膨胀，他要恢复已经灭亡的西罗马帝国的荣光，于是向东与向西都进行了一系列的战争。
（西哥特人骑兵）
向东，查士丁尼一世带兵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波斯帝国。东部局势稳定后，他又向西，去对付曾经欺负过西罗马帝国的汪达尔王国、东哥特王国、西哥特王国。公元533年，查士丁尼一世攻打汪达尔王国，于534年覆灭汪达尔王国；公元535年，查士丁尼一世攻打意大利的东哥特王国，多次取得胜利；公元552年，查士丁尼一世大举进攻西哥特王国，将其南部地区占领。上述三大王国——汪达尔王国、东哥特王国、西哥特王国，都是日耳曼人中最凶悍、最难缠的角色，查士丁尼却将他们一一击败，可谓“武功”不凡。这一系列的胜利，几乎恢复了罗马帝国原来的版图。可见，查士丁尼一世不愧他的“大帝”称号！
今天的内容先分享到这里了，读完本文《丝绸之路概念》之后，是否是您想找的答案呢？想要了解更多丝绸之路概念、建信基金公司相关的财经新闻请继续关注本站，是给小编最大的鼓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