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扶贫基金会王行最（中国扶贫基金会王国锋）
中国扶贫基金会王行最（中国扶贫基金会王国锋）
蔡彦敏，中山 大学法学教授
董 倩，中央电视台记者、主持人
简 艺，人文纪录中心创始主任
马 军，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创始主任
芮成钢，中央电视台主播、主持人
王行最，中国扶贫基金会
徐 丹，毕马威企业社会责任总监；毕马威基金会首席执行官
万延海，北京爱知行研究所所长
文远华，中国建设银行天津分行副行长
袁 岳，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
张兢兢，公益法研究所中国项目副主任
第二，捐款太透明基金会有顾虑。“如果一个基金会公开某个项目的差错率是3%，这个结果是好还是坏呢？很多人很可能因为‘3%’而认为这家基金会的管理能力不行，不敢给它捐款。不少基金会有这个顾虑，才不敢透明。”
村子确定了，接下来就要排除“人”，要把“有钱人”排除在资助范围外。规定极细，工作量也极大。“凡是在村里当官的，开小卖部的，家里有孩子出国读书的，一律排除在外。村委会和村民小组提名符合条件的农户名单，再经民主讨论决定，而后进行公示，向村民公布监督举报电话，接受投诉和举报。最后组织志愿者前往项目村，对受助农户信息进行复核。多亏大学生志愿者，他们的入户核查发挥了关键作用。我们一共接到100多宗投诉，最后淘汰了约2%的农户。”陈红涛说。
他表示，当前我国《基金会管理办法》规定，行政管理成本最高不超过捐款的10%。现实中，很多基金会都是按10%这一最高标准来执行的。他认为，这个标准是不合理的，不同的基金会规模不同，其行政成本也不同。有些公益基金会规模很大，每年可募集十多亿元的资金，并且有政府的财政扶持，运营成本相对较低。对于这样的基金会，10%的管理费比例就偏高了。
因为年轻时吃过苦，曹德旺对每一分钱都精打细算。用他的话说：“该花一万花一万，该省一分省一分。”在他看来，要确保捐出去的每一分钱都发到应该收到钱的人手中，而不是被“雁过拔毛，层层拦截”。
哪些因素影响透明？
首要的困难是交通条件险恶。各项目县的大多数项目村距乡镇有1个多小时的山路，距村委会最远的自然村需要翻山越岭徒步12个小时才能到达。
一般情况下，一个乡的受助农户信息，需要一名扶贫专干花2~3天的时间才能完成录入。项目规模最大的贵州省望谟县石屯镇，更是需要录入4700户的51000多条数据，信息录入工作人员却只是扶贫专干一人，工作量惊人。
陈红涛也担忧地表示，曹德旺此次捐款金额较大，因而具有规模效应；其他捐赠项目未必能按照这么低的管理费比例来操作。
“该省一分省一分”
曹德旺的父亲曾是上海永安百货的股东之一，家境富裕。但因时局动荡，举家迁回老家福建福清。家道中落，曹德旺在贫困中长大，家里一天只吃两餐汤汤水水，他只念了5年书便辍学了。从16岁开始，他倒过烟丝，卖过水果，种过木耳，当过炊事员、修理员、农技员……直至上世纪80年代创办企业。
较真的慈善家：
企业家、慈善家曹德旺以“苛刻、抠门”的条件向西部五省捐款2亿元 开国内捐款问责先河
从1983年至今，曹德旺共计捐款人民币近16亿元。
“最苛刻捐款”给基金会的执行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考验。
和时间赛跑：
管理费有无下调空间？
他的“苛刻”远不止此。从一开始，他就对帮他发钱的基金会保持高度的警惕，全程监督。作为资深捐赠人，曹德旺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监督委员会，并请新闻媒体全程监督；基金会每10天就要向他递交一份有关项目进展的详细报告。
“接下这个项目，就是想让大家知道，中国的公益基金是值得信赖的，从而吸引更多的人更大胆地捐款。”基金会秘书长王行最表示。
被称为“中国比尔·盖茨” 的曹德旺是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商界奇人。他早在十多年前就已与慈善事业结缘。1998年长江水灾，曹德旺捐出了人生的第一笔善款——300万元，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庞大的工作量也让一些基层干部叫苦不迭。仅以《受助农户汇总表》为例，每户信息11项，受助人数1000人的乡镇需要录入11000条数据，还不能有错误。
曹德旺的案例如今已成为慈善家捐款透明又经济的典范，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也触动了公益捐款体制：曹德旺的案例是否具有示范效应？今后能否成为其他公益捐赠的范例？1%的差错率和3%的管理费能否成为一个行业标杆？
“以前我们接手的项目，管理费的比例一般都是10%；3%的比例实在太低，我们从来没有试验过，这是对基金会基本功的一次考验。”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助理陈红涛说，当初对要不要接这个项目，领导心里也直打鼓，甚至有同事信心不足。
近日，独立第三方披露了该项目的评估报告，确认92150户受助农户收到了2000元善款，误差率为0.85，达到了曹德旺的要求。
中国人民大学非盈利组织研究所所长康晓光稍早前也表示：“3%的标准比较低，业内标准是8%~10%。公益机构也要可持续发展，不能执行完项目就‘饿死成英雄’。”中国扶贫基金会隶属于扶贫办，扶贫机构在该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分摊了很大一部分执行费用。“如果没有扶贫系统，光靠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百来名工作人员，执行成本就得扩大2~3倍。”康晓光说。
1946年出生于福建福清，是福耀玻璃集团的创始人、董事长，该集团目前是中国第一、世界第三大汽车玻璃制造商。
真实成本不止3%？
另一个挑战是1%的差错率。陈红涛说，如果捐助的只是上百人，把差错率控制在1%以内并不难，甚至能够做到***准确。但此番要把善款发放到分布在5个省区的近10万农户手中，操作难度极大。“究竟哪些人需要帮助？怎样才能确保钱安全到达他们手中？需要大量专业人员和渠道。”
当然也有不同的声音，诸如“捐款管理费比例偏高抑制了富人捐款积极性”的言论不绝于耳。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邓国胜昨天表示，曹德旺2亿元捐款项目以3%的管理费用运作成功，这对当前公益捐款管理费占10%的“行规”是一次挑战。这表明，一些规模较大的公益基金会管理费用确有下调的空间。
去年5月，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曹晖父子以个人名义，通过中国扶贫基金会向云南、贵州等五省区市的贫困家庭捐赠善款2亿元，这是国内迄今为止最大的单笔个人公益捐款。
各省、市扶贫办项目专干的日子同样“不好过”。“我们给省扶贫办和项目县分别按受助农户数量提供2元/户和5元/户的执行经费支持，这是远远不够的。有时候光打印、复印存折就要‘亏钱’，更别说基层扶贫办开展工作的路费和餐费了。”
因经费紧张，每个志愿者的包干费用总额才1800元。对于路途较远，工作时间较长(15天以上)的志愿者来说，除去往返路费、保险费，食宿费用就显得非常紧张了，需要省吃俭用。多数志愿者工作期间基本都住乡镇上15元/天的小旅馆，下村就搭班车。
这次捐款被称为“史上最苛刻捐款”，曹德旺甚至还聘请、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委员会，对善款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这也开创了中国捐赠者对公益捐款问责的先河。
带干粮爬山路只为省钱
应改变“一刀切”的规定
陈红涛则表示，虽然《基金会管理办法》规定了“最高不超过10%”的管理费比例，但实际上未必都达到了这个上限比例。去年，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管理费比例是6%~7%，“总体原则是‘能省则省’”。
据统计，为了曹德旺这个捐款项目，中国扶贫基金会派出了50余名员工和20多名助理；加上500多名大学生志愿者、20多名社会志愿者和五省区扶贫办的干部，执行人员的总数超过1万人。手头紧，任务量大，基金会和志愿者们吃尽了苦头。
“我这里有钱，就看你有没有本事拿走了。”曹德旺说。
根据曹德旺与中国扶贫基金会签署的合同约定：基金会必须在半年内将2亿元捐款发放到西南五省区的近10万户困难群众手中；善款下发之后，将由评估机构随机抽检10%的受助家庭，如发现不合格率超过1%，中国扶贫基金会将对超过1%的部分予以30倍的赔偿(最高赔偿额不超过项目管理费)。
曹德旺说，他希望自己开了一个好头。
他说：“我们曾在一个村做过调查。我们问一个村干部：‘捐款不是每个人都能有，如果有3个人分不到钱，你该怎么办？’他的答复是：‘我自己不要，再动员几个老党员不要，这样就解决了。’我们又问：‘如果村里只有一半农户能得到捐款，该分给哪些人？’村干部犹豫了一阵子说：‘这笔钱我宁愿不要了，会得罪人。’光一个村就已经如此复杂了，我们的钱需要分给5个省份的9万多户，难度可想而知。”
而对于一些规模较小的基金会，10%的管理费比例可能并不够。“我觉得，规模较大的公益基金会，其管理费比例可以调整到5%，这样更有利于调动捐款者的积极性。”他表示。
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何道峰说，曹德旺开了个好头，开启了中国公益捐款的问责机制，打造了全程透明的公益模式。陈红涛也表示，对于企业的这种捐款问责，中国扶贫基金会持欢迎态度。他认为，当前中国公益捐款的透明度还远远不够，这有两方面的原因。
2亿捐款，6个月，9万农户
10个月前，这笔捐款似乎充满了“夭折”的危机，因为曹德旺提出了苛刻的要求：要在半年内将2亿元善款发放到近10万农户手中，且差错率不超过1%，管理费不超过善款的3%——远低于“行规”的10%。
他表示，国外多数基金会的管理费比例是20%~30%，10%的管理费比例其实并不高。管理费太低，会降低项目的质量。“这也是一份职业，我们的工作人员也要发工资、租房，也要生活。慈善捐款的运作是有成本的；捐款有时会有一部分结余，这也是正常的。毕竟，整个基金会还要运转，我们也需要钱留住人才。”
从1998年至今，曹德旺一直热衷慈善事业，给灾区捐款，捐资助学修路，扶助贫困老人……慈善覆盖面极广。2008年汶川地震后，曹德旺亲赴灾区先后捐赠2000万元。2010年，曹氏父子捐款10亿元，去向分布如下：玉树1亿元，西南五省区2亿元，福州市图书馆4亿元，福清市公益事业3亿元。
以上工作都做完了，剩下就是怎么发钱的问题了。曾出现过的捐款被“截流”或“缩水”的教训，让基金会多长了个心眼。为了确保2000元“救命钱”不在发放过程中被截流，基金会决定：直接将钱打入农户的个人账户，去除任何中间环节。为此，他们给受助农户统一办理了接收资助款的专用存折。由志愿者复核农户信息时确认存折在农户手中，还要求受助农户签字确认资金已到账。
按理说，17个项目县均在边远山区，路况差、道路险，出于安全考虑，项目组应使用越野车出行，但越野车的日租要400~500元，为了压缩费用支出，基金会工作人员和大学生志愿者大多租用℡☎联系：型面包车。
“史上最苛刻”：
二是住宿和饮食条件艰苦。志愿者多半时间住在乡镇的简易招待所里，没有空调、没有淋浴间。而该项目实施时正值炎热的夏季。参与信息复核工作的志愿者更是早出晚归，自带干粮解决午饭。
第一，捐款透明是有成本的。“透不透明，不能自己说，要请独立的第三方来证明，还要请人去调查，这个成本是很高的。”
三是山区安全隐患多。虽然基金会多次强调“宁可爬山也不坐摩托”，但囿于部分项目村过于偏远和工作时间紧，搭手扶拖拉机或摩托都是常有的事。因塌方、山体滑坡、泥石流或大雨造成断路进而被困山中的事屡见不鲜，甚至出现交通意外。
曹德旺才不管这些，他有自己的逻辑。“做事情就要定下条条框框。”他说，“不是我对扶贫基金会不信任，协议也不单单是约束扶贫基金会的。他们可以拿着我这个合同跟各地的领导说，‘我跟曹德旺合作，后门走不了，弄错了我要赔偿’。我的目的是让扶贫基金会有个挡箭牌。如果有人想走后门从这笔钱里分流一点——做不到！”
工作过程中，基层干部有些郁闷。例如，个别乡镇、村组干部的亲属被排除在受益人之外。他们对项目不理解，甚至反感厌倦；觉得复杂的条件是对他们的不信任。
该项目的管理费是600万元，这笔钱是按3%的占比计算出来的。曹德旺说，他知道“行规”规定的管理费比例是10%，他定出3%的比例并非刻意“为难”基金会。他请专业机构测算过，觉得600万元足矣。经过媒体的广泛报道，他成了所谓“最苛刻的捐款人”，曹德旺对此不以为然：“3%的比例并不低，后来他们不就做成了吗？”
超低管理费：
曹德旺“有言在先”，将由评估机构随机抽检10%的家庭，如果差错率超过1%，曹德旺将索赔30倍。而曹德旺给出的管理费用只有“抠门”的3%、600万元。怎么办？基金会只能千方百计地精打细算。
基金会违约就赔30倍
在从福建回北京的飞机上，段应碧心里有些忐忑。他对同事说，这个项目不是简单的“发钱”，操作起来比其他项目难度大，因为对方提的要求很高。
陈红涛动情地说，面对巨大的压力，基金会分别与各项目省、项目县签订了协议，协议规定了严格的问责条款。各省、市扶贫办动用数以千计的乡村干部参与项目的执行工作，如此一来，捐赠人、公益组织、政府部门都绑在了一块。
一方面要“和时间赛跑”，同时还要保证不出错，不浪费钱。有人笑称，曹德旺这个要求是“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
全程参与项目执行的陈红涛说，确定受助对象是项目实施过程中最基础的一环，需要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直接关系到合同约定的差错率能否实现，“搞不好会吃力不讨好，发钱还让农户不满意”。
钱发给谁？基金会绞尽了脑汁。陈红涛说，项目最后能成功，主要是有体制保障及整合了各种资源。基金会首先圈定了17个项目县，项目县相关部门共同确定受灾贫困村获捐资格的优先排序，锁定受助村。
要拿到曹德旺的这2亿元捐款，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他开出的条件是：捐款发放过程中差错率不超过1%，管理费不超过3%——而目前我国《基金会管理办法》规定的管理费最高比例是10%。
在近日举行的西部五省2亿元捐款项目总结表彰大会上，来自云南、贵州等五省区的农户代表把亲手制作的民族服装送给企业家、慈善家曹德旺，把他打扮成一个“彝族老乡”。这一刻，曹德旺笑了。受助者们不知道，在这笔善款到他们手中的过程中，眼前这位和蔼可亲的富豪大多数时间都是板着脸的，对捐款的每一个环节都保持着高度警戒。
有专家认为，曹德旺2亿元捐款项目能以如此低的差错率和如此低的管理费取得成功，关键在于未计入大量行政成本，“因此未必会形成示范效应”。北京大学非盈利法组织研究中心副主任金锦萍昨天表示：“3%的成本核算是偏低的。在整个过程中，动用了大量志愿者和当地扶贫系统的工作人员，而支付给他们的报酬都是比较低的。”
曹德旺简历
“史上最苛刻的捐款”启示录：
“史上最苛刻捐款”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如此苛刻的条件，无疑是对现行捐款体制的一次挑战。舆论好奇：它会成为今后公益捐款的标杆吗？管理费比例及不够透明的捐款使用披露机制，会因此而有所松动吗？
谈起这笔捐款，曹德旺动情地说：“西南地区遭遇百年一遇的特大旱灾，老百姓生活苦得很。我年轻的时候吃过很多苦，知道那种滋味。对于一些偏远山区的农民来说，2000元钱可以说是他们的希望。”
为了降低运作成本，扶贫基金会在西南6所大学里面挑选了500多名志愿者，两人一个小组，入村核查，确定受益人名单。由于交通条件恶劣，大学生志愿者们在大山里徒步、搭摩托，甚至骑马，每个小组一天至少要完成20户的核查工作。
关于国务院扶贫办抗震救灾工作领导小组人员组成和工作职责的通知
机关各组、机关党委、各直属单位：
为切实做好国务院扶贫办抗震救灾工作，加强组织领导，抓好工作落实，根据办党组研究确定的意见，现就成立国务院扶贫办抗震救灾工作领导小组及工作职责通知如下：
一、 人员组成(共16人)
组 长：范小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
副组长：王国良(扶贫办副主任)
郑文凯(扶贫办副主任)
成 员：蒋晓华(办党组成员、外资中心主任)
张 磊(办党组成员、国际中心主任)
司树杰(行政人事组组长)
徐 晖(规划财务组组长)
刘福合(政策法规组组长)
吴 忠(国际合作与社会扶贫组组长)
陈久昌(机关党委副书记)
范增玉(培训中心主任)
海 波(发展中心主任)
王行最(扶贫基金会秘书长)
李守山(扶贫开发协会秘书长)
王 平(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理事长)
宋红蕾(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副秘书长)
二、主要职责
(一)负责国务院扶贫办及扶贫系统抗震救灾各项事宜的组织协调工作(行政人事组牵头)。
(二)掌握了解灾情状况(规划财务组牵头)。
(三)会同有关受灾省(市)扶贫办拟制灾后重建工作规划(规划财务组牵头)。
(四)负责灾区劳动力转移培训和产业化扶贫等相关组织工作(政策法规组牵头)。
(五)做好与相关部委的协调工作(规划财务组牵头)。
(六)指导受灾省(市)扶贫办开展抗震救灾各项工作(规划财务组牵头)。
(七)组织指导所属社团开展募捐等活动，并切实管好用好募捐款物(行政人事组、机关党委负责)。
(八)积极筹划利用外资(国际合作与社会扶贫组牵头)。
(九)负责扶贫系统抗震救灾的宣传工作(机关党委牵头)。
(十)负责组织完成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交办的其它事项(行政人事组牵头)。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正在遭遇空前的信任危机，这从网友的调侃可以看出。 慈善事业在内地起步较晚，近年来各种诈捐、骗捐多发，上海卢湾红十字会还爆出天价餐费的丑闻。慈善组织到底应该如何运作？所募善款去向应该如何监管？6月27日，记者采访了香港红十字会以及部分业内人士。（《南方都市报》6月28日） 香港红十字会，尽管是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分会，但公信度高，备受好评，原因不外乎四个字。 一是审。为了确保专款专用，香港红十字会每年年末都会请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做审计，审计结果会在年报中详细呈现。曾几何时，李连杰的壹基金被称为“中国NGO中和国际先进经验最为接近的民间慈善组织”，获此褒奖，原因并不复杂，世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德勤，负责壹基金的审计，每年要出具五份财务报告(四份季报和一份年报)。壹基金的流动资金，不仅由会计师事务所全程跟踪监督，且其账务全部在壹基金的官方网站上公开发表，让所有的人都能够看到。正如壹基金创办人李连杰所称，每一分钱的流向都有清晰的显示，到灾区去的时候不看收据，要看每个老百姓的签名和手印。 二是晒。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之后，要将长达50多页的报表向公众晒一晒，市民通过网页或电话均可查询到善款的去向。反观内地的一些慈善组织，有的甚至连网站都没有，更遑论晒报表了。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王行最日前透露，“我国的基金会超过2200家，其中1288家基金会没有建立自己的官方网站，慈善信息不公开，不透明。”（《新京报》6月10日）而事实上，早在2006年，民政部就颁发《基金会信息公布办法》，要求基金会向社会公布年度工作报告、募捐活动的信息、资助项目的信息以及财务会计报告。但从执行情况看，全国有一半左右的基金会，尚没有公开慈善内容和财务信息。为何不公开？不公开或许就存有猫儿腻。 三是说。说即说法，慈善者捐的钱用在哪里了，红十字会得给个交代，得有个说法，不是简单地向公众说，而是必须向慈善者说，据香港红十字会发言人苏小姐表示，“（香港红十字会）一定会给数额较大的捐赠者做文字图片和财务运用的报告，而小数额捐赠的市民，我们也会组织探访团去察看。”而我们看到，不少内地慈善者将钱捐出去了，却从未收到慈善组织的反馈信息，既不知道受益者是谁，也不知道受益者是怎么花钱的。更可怕的是，还有造假现象，据报道，一些慈善者通过一慈善组织一对一捐助了17名儿童，只有3名收到捐款。曾让他们感动流泪的学生来信，居然有8封是假的。 四是管。据报道，目前，香港慈善机构的监管由不同政府部门负责，慈善组织根据筹款行为向不同部门申请。据了解，负责监管的香港社福署还将于今年8月实施新措施，以加强监管工作。其实，社福署的管，不是官僚化的管，而是监管和服务，即尽量精简行政程序，方便进行筹款活动，同时力求确保这类活动不会对市民造成不便和滋扰，并保障捐款人的权益。此外，审批和监察机构筹款活动，并调查管理不善或行政失当的个案，问题严重的将撤销牌照。撤销牌照，这在内地恐怕不可想象吧？ 其实，纵观审、晒、说和管，都是国际惯例，即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并没有什么新颖之处，但就是这简单的几个字，却发挥了巨大威力。做到这几个字，本来就是慈善组织存在的题中应有之义。 字数有点多，你自己删除一些。
湖南中和农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是2017-12-18在湖南省长沙市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注册地址位于长沙高新开发区岳麓西大道588号芯城科技园4栋10-12层。
湖南中和农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是91430100MA4PAJE887，企业法人王行最，目前企业处于开业状态。
湖南中和农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本省范围内，当前企业的注册资本属于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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